这天，韩守义在床头柜翻找消炎药膏时，铁盒掉落的声响惊醒了午睡的猫。一九七八年产的长城牌饼乾盒，红漆脱落处爬满褐锈，盒盖上的万里长城图案已模糊成赭红色斑块。铁盒撞击磨石子地板的声音沉闷而潮湿，像远方闷雷。里头装着的半张铜像设计图滑出，图纸边缘被蟑螂啃蚀成不规则的蕾丝状，那些蛀洞在午後阳光下投出细碎的光斑。
韩守义弯腰拾起时，腰椎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。他布满老人斑的手指抚过比例尺，水泥基座的高度突然在指尖活过来——那日他抱着设计图从市政府狂奔回公园，汗水把「总高12.8公尺」的标注泡成浮萍，墨水晕染开来，像是基座自己在图纸上生长。
一九八七年的知了正在耳膜上钻孔。那时的韩守义四十七岁，退伍十年，在中正公园当临时管理员。他看着监工咒駡声混着怪手挖掘声，把忠义街拓宽工程的碎石全倒进他脑里。碎石中有日治时期神社的鸟居残件，有老屋的红砖，有不知哪个孩童遗落的玻璃弹珠。
「还摸鱼？去扛沙包！」班长——其实是工地主任，但韩守义总改不了口——踹翻菜鸟工人当椅子的砖块。菜鸟慌忙起身时，膝弯处补丁擦过裸露的钢筋，裂帛声里露出前一天被罚跪的瘀青，那瘀青的颜色像隔夜的猪肝。
韩守义别过脸，想起自己在军中也被这样罚跪过。一九六三年，因弄丢一份文件，他在烈日下的操场跪了两小时。膝盖下的柏油路面软化成胶状，起身时皮肉黏着沥青撕开，伤口渗出的组织液引来蚂蚁。夜里同寝的蒋致远偷偷用绍兴酒替他消毒，酒液淋上伤口的刺痛让他咬破了嘴唇。
「致远，谢了。」他嘶声说。
「谢什麽，」蒋致远在昏暗的床头灯下笑，牙齿很白，「哪天我落难，你也这样帮我就行。」
这句话像句谶语。
夜里收工後，韩守义总趁着四下无人，对着尚未成形的基座练习敬礼。月光浇筑的虚影矗立在如今喷水池的位置，当时还是日军留下的消防蓄水池，池底沉着几枚生锈的迫击炮弹，还有辆脚踏车骨架。池水在月光下泛着油污的光泽，有次他看见一只老鼠浮屍水面，屍体膨胀成球状。
他对着虚影敬礼，手臂划破夜风的声音单调而执着。有时他会低声报告：「今日基座灌浆完成，明日安装铜像底座。」彷佛真有人在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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